方风雷？方风雷简介？

方风雷的简介

方风雷，1952年出生于湖南，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高级管理学课程。1993年，开始参与筹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成为“第一代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中国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现任，厚朴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方风雷，1952年出生于湖南，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高级管理学课程。现任厚朴投资董事长、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

曾先后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公司总裁、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曾在对外经贸部、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任职，并曾先后任河南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中原国贸总经理、中国中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银泰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曾参与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并在海南省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

方风雷曾领导及参与了多项大型资本市场项目，包括中国电信收购香港电讯、PCCW收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宝钢等企业的重组上市等项目。方风雷被《亚洲金融》（Financial Asia）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2008年获《欧洲货币》（Euromoney）颁发的“亚洲金融服务发展杰出贡献奖”。

在投资银行任职期间，方风雷已涉足股权投资领域，曾兼任中金公司直接投资委员会主席，领导完成了多项投资项目。

2008年3月，方风雷与毕马威大中华区前任主席何潮辉、高盛前资深银行家王忠信合作创办了厚朴，管理的首支基金规模为25亿美元，主要投资人包括淡马锡、高盛、PSA等国际知名机构。

方风雷的生平

细看历史，方风雷1994年筹备中金公司时，并非证券市场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A股市场有南方、国泰、华夏、君安等证券公司，海外上市有摩根士丹利、百富勤、中银国际等境外投资银行。方风雷并非金融科班出身，没有商业银行经历，也不是海归。毕业于中山大学，主修中文，辅修经济。多年从事外经贸工作。作为一个后来者转战资本市场，何以征战十年，一举成功？外人将他视为传奇式的投资银行家。而他自己，却认为其长处，是“不将自己视为银行家”，也不认为投资银行就只是做项目。秘诀在于“高位蓄水”。

此前他在外贸等领域的经历与成就也说明这一点。1980年代初，他离开外贸部而赴河南，参加咨询团，调研河南的体制改革。被省领导看中，留在河南的外贸部门委以重任。他领导的中原国贸和中原集团，当时为外贸改革的先锋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外贸系统外贸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在杨昌基等领导的支持下，他参与了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1992年，担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期间，在海南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并为海南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其创新行为，均位居潮流前列。

按照方风雷长期以来的理解，在当代中国，“高位蓄水”就是追随高明的老师，把握和参与中国的体制改革，外贸和投资银行莫不如此。

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他在电信行业推动的几件大事。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后，这家合资的中国投资银行如何发展，战略并不清晰。方风雷到国外投资银行学习，在美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行业，在英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国企重组。回来开始找行业，搞重组，重点关注电信、能源行业。电信行业当时还是政企合一的体制，怎么改革，电信业内争议很大，国内外投资银行当然也不知如何操作。

有一次，摩根士丹利欧洲总裁向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谈到，英国电信准备收购大东电报局。一句话引出一个战略设想：大东控股香港电讯，而其时面临97回归，王岐山说：这就是契机。方风雷受命着手推动。在王岐山、吴基传、鲁平、廖晖等领导的支持下，中金公司担任顾问，于1997年上半年协助中国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部分股份。此役让中金第一次获得了有国际影响的项目，第一次获得了大客户，也第一次开始独立承担项目。

收购需要资金，需要有香港注册的公司出面，顺理成章的引出了中国移动(香港)的上市。方案是，拿出盈利好、潜力大、界面清晰的移 动业务，在香港组建红筹公司，上市融资，所得部分资金用于收购。

1997年10月，由中金公司与高盛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经过短短5个月的准备，包含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的中国移动(香港)在香港、纽约上市，融资42亿美元，创造了当时亚洲(不含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IPO。

按照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的说法，这只是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破局，而突破之后全面改革的进程明显加快，寻呼剥离，邮电分营，联通重组上市，移动和固网分拆，中国电信上市。

就这样，投资银行的项目来源于行业改革的需要；而项目的完成又推动了行业改革。今天看来，简单明了，并不高深。但在当时复杂的局面突破阻力，独辟蹊径，设计者无疑必须具备一定功底和高度，这正是方的高明之处。

而在这过程中，中金公司也理顺了与摩根士丹利的关系——最初摩根士丹利一直想把中金变为它在中国投行业务的载体，而非一个独立运作的本土投行，但中金已借中移 动的上市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摩根士丹利由此承认了中金的独立性。

方风雷的好处是执着与确切把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能力。在工商东亚期间，方风雷就让工商银行放开一部分对工商东亚的权力，2002年5月，刚上任两个月的方风雷就积极地与美林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接洽，协商股权转让一事。据称当时包括汇丰控股、美国雷曼兄弟、摩根大通、所罗门美邦及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金融机构都向工商东亚伸出了橄榄枝。由于工行不肯放弃控股地位，所有磋商不欢而散，而方风雷对于海外来归的人才青睐有加、工资远高于其他员工，引来了一片非议。

2003年方风雷离开工商东亚，其实是抱负无法实现的必然之举。而后临危受命，协助高盛设立合资投行——高盛高华，成为方风雷手中的又一轮多米诺骨牌的首张牌。

其时，国外投行谋求进军中国市场，而中国本土市场的低靡与原有国字号投行的覆灭，一场资产危机席卷中国证券市场，使得外资成为增强竞争力的必然之选。风云际会，成就了高盛高华，成就了方风雷。当时的证监会成为最大的推手，而外管局甚至更上层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不是方风雷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方风雷成为一场金融试验的试验品。

2004年7月初，组建高华证券有限公司并与高盛合资的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9月高华证券正式成立。12 月2日，双方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高华证券注册资本超过8000万元，方风雷等六个人投资不少于700万元，该笔资金来源于高盛的借款。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风雷等以个人名义向外资机构借款这一交易行为，是开了先河。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的股份，其余67 %的股份由高华证券拥有，实行管理层控股。

通过曲线革命，高盛可以以合资券商的身份获得掌控权，并且，在政策环境允许时，高盛通过非正式协议，有购回方风雷等人在高华控股权的选择权，为最终在中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埋下伏笔。方风雷担任高盛和高华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不仅成为合资券商的代表，也成为国内证券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吃螃蟹者。 方风雷的父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8年，方风雷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插队劳动；年满18岁后，应征入伍；三年兵役期满后，复员到北京当工人。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方风雷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经贸部工作；后被调至河南省经贸厅。

方风雷是参加一次调研活动时，被河南省官员看中的。在河南工作期间，方风雷被委以重任；1985年时，即担任河南省外贸总公司总经理，并任河南省经贸委委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 方风雷的名字从来都是和大交易联系在一起的。

1985年，33岁的方风雷已经是厅局级干部了，他的职务是河南省外贸公司总经理。

方风雷1968年到内蒙古农村插队，两年后参军入伍。1978年，当了一阵工人的方风雷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主修中文，辅修经济学。

毕业后方风雷分到外经贸部工作，后来在参加考察团赴河南调研体制改革期间，被河南省领导看中，调到河南省经贸 厅。

方风雷的能量在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他锐意改革，将河南省最大的4家外贸和国际信托公司捏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原国贸和中原集团，他本人也成为外贸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

随后方风雷参与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设计和筹备工作，事业第一次和金融业挂上了钩。

不久方风雷到美国学习，这次出国学习成为方风雷人生最重要的转型。从此他告别了前程远大的仕途，成为一名“不以商人自居的银行家”。

从美国回来后，方风雷奔赴热土海南。

有评论说，方风雷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注意“高位蓄水”，积累经验和人脉，“跟随高明的老师学习”。

1999年9月，志在必得的中海油赴美上市，结果在投资者对其海上石油专营权的诘问中功败垂成。第二次上市时卫留成见到时任中银国际总裁的方风雷的第一句话是：“我记得1999年上市失败时你曾经给我发了封传真，鼓励我。”

2004年方风雷受命解决海南证券危机，并且由此引出高盛高华的成立，卫留成当时担任海南省省长。

另外方风雷和顶尖的经济学家刘国光有着亲密的关系。

很快，方风雷迎来了事业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从此开始了自己叱咤风云的精彩人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方风雷移居美国。1992年回国后，以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的身份，在海南省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并为“海南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1993年，方风雷又参与筹建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并出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开始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

自1995年，方风雷先后在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工商东亚等三家中国顶尖投资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在其投资银行生涯中，方风雷曾领导及参与了多项大型资本市场项目，包括中国电信收购香港电讯、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中国石油海外上市，以及中国联通、中石化、宝钢等企业的重组上市，还有中国海洋石油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等项目。因此，方风雷曾被《Financial Asia》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

2007年，在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本土私人股本基金发展的环境下，方风雷和毕马威中国前任主席何潮辉，以及高盛前资深银行家王理查合作创办了“厚朴基金管理公司”，初始规模为25亿美元。 1992年冬天的时候，趁在特拉华州参加弟弟婚礼的机会，方风雷通过经济学家刘国光，见到了时任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

后来有人写道，“两个人相处得挺好，花了很多小时讨论金融和经济问题。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游览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们讨论了中国成立一家投资银行为国有产业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想法。”

现在的中国为了高达2万亿的巨额外汇储备发愁，但9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非常缺钱。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不久，水位尚浅，四大国有银行几乎是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一些大型企业要想实现跳跃式发展，只有海外融资一条路。但国内缺少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自己的投资银行。

1993年年末，林重庚向国内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成立中外合资投资机构的报告”。很快，方风雷北上参与中金公司筹备工作。

最初的时候，外方合作伙伴考虑高盛，但是高盛执意于独资，于是摩根士丹利成为最终的选择。

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挂牌成立，王岐山担任中金公司董事长，摩根方面派任总裁。

摩根方面希望中金公司是自己在中国内地的一颗棋子，而王岐山更希望中金公司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中金公司里中方和外方的关系和斗争因此极为复杂。摩根在3年时间里先后换了5任总裁，最后放弃努力，不再往这一职位继续派驻人员。

方风雷虽然只是副总裁，但他在关键业务中的推动力，巨大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以及对公司的控制力，使其成为中金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尽管从来没有投资银行经验，但是方风雷与那些华尔街来的投行精英们的工作作风明显不同，也更适合中国这个古老 的国家。

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麦健陆(JamesMcGregor)在他的《十亿消费者》一书中这样写道，摩根方面和 “中金公司的海归银行家们曾一度看不起方风雷，认为他就是一个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一窍不通的乡巴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明白其实他是精通中国商业作风的大师，而他们自己对这种作风一无所知”。

“这些银行家们受到的是带有西方商业特点的做事直截了当的培训。而后他们发现自己跟着方风雷和潜在客户坐在一起，吞云吐雾一直到很晚。方风雷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客户袒露心声，告诉他什么是他们担心的，什么是他们喜欢的。他知道这些人在不同的职业阶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户认同方风雷，信任方风雷。”

1997年10月中国移动首次公开发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27.7亿股，融资42 .2亿美元。中金是联席全球协调人、联席主经办人、联席保荐人。这是截至当时亚洲除日本之外的最大规模的IPO，“整个沟通过程可以写一本书，但是方风雷在5个月时间里沟通好了一切。”

方风雷一战成名。

此后，2000年4月的中国石油，6月的中国联通，10月的中国石化，2000年4月新浪网首次公开发行，中金公司都是当然的不二人选。“方风雷是这些交易中唯一真正的创造者。”

方风雷将这些交易的外方承销资格一半送给了高盛而非摩根，大失所望的摩根最后放弃了中金公司，成为单纯的财务投资者。 2000年方风雷离开中金公司，在香港中银国际和工商东亚短暂停留之后，2004年再次震动市场。

一次性掏出5亿人民币为海南证券解决挪用保证金黑洞，继摩根进入中国内地市场10年之后，高盛为自己争取到了 第二张“门票”。

2004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风雷等6个自然人成立的3家公司向高盛贷款1亿美元(当时合8亿人民币)，持有高华证券75%股权。这是发改委首次批准中国个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

随后高盛集团与高华证券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高盛持股33%，高华证券持股67%，合资公司由方风雷出任董 事长。

在高盛13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成立过合资公司。高盛的理由是，金融机构里文化的作用很强，不能合资。但这一次，高盛把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未来押在方风雷及其团队身上。

对于外界更为关注的个人向高盛贷款一事，当时中国的政策一是不允许给私人贷款，二是贷款不能作为资本金，否则违反贷款通则。国内有银行想为这几个人提供贷款，无奈政策障碍不能成行。发改委之所以批准向高盛贷款，也是希望在这方面做个试验。毕竟个人国际的商业贷款并不增加国家对外负债。 2007年11月，方风雷着手厚朴基金(Hopu Fund)的筹建，该基金规模达20亿美元，而牵头的厚朴投资管理公司将是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按国际惯例，普通合伙人亦需作部分出资，一般是在1%-3%。随后有消息人士称该基金将得到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约10亿美元的投资支持。经过半年多的运筹，6月20日，厚朴美元基金（HOPUUSD Master Fund I,L.P.）最终完成了融资计划。尽管海外市道不景，但此次认购仍十分踊跃，厚朴基金共募得25亿美元，其中包括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高盛、壳牌退休基金等知名海外机构投资者。

三位创始合伙人：高盛高华证券公司董事长方风雷、原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及香港业务主席何潮辉和原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王忠信。何潮辉，1950年生，美国籍，休斯敦大学科学硕士，1975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1985年成为合伙人，1981年来到中国，为国内各大部委提供咨询服务。美国会计师协会会员、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北京首席合伙人。王忠信这位新加坡华人，曾被委任为高盛高华的CEO，但07年时，传因难以面对中文形式的任职资格考试，而下堂求去，当时还被传为笑话。不过，现时回头观之，可能只是其弃高盛就方风雷的借口而已。

2007年中，厚朴基金完成25亿美元募集，方风雷仍然担任高盛高华董事长，股权仍在，但是他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厚朴身上。英蓝国际17、18层的高盛高华，方风雷已去得不多，随后，方风雷把以繁体字篆刻的“厚朴”二字LOGO不显眼地挂在了二层不大的办公区，低调而质朴。

40岁开始创业的名人故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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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开始创业的名人故事篇一

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联想集团创始人20年来却总是领先于时代

过去20年中，柳传志扮演过很多角色：科研人员、下海知识分子、中国最大电脑公司创始人、 足球 迷……但几乎无人能够想到，他会以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角色正式淡出联想集团：交易缔造者。

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的动作是一桩已经闻名全球的交易——虽然在2004年12月8日之前，“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商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且不乏海尔、华为和TCL这样的大胆试水者，但联想的大收购还是使其一跃即登到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破冰之旅的最巅峰：此前，尚未有过一家中国企业吞下更大、更加成熟的西方标志性企业的资产。

这种“谋定而后动”的经历对于60岁的柳传志而言并非首次。当多数国内企业家仍为生存而绞尽脑汁时，柳已就普遍困扰中国企业的生存、改制、交接班等一系列问题给联想找到堪称业界典范的解决方案。在其退休前，从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起步的联想已然是中国IT产业的代名词，在本土市场打败西方电脑巨头的大卫。正像FORTUNE杂志所评价的那样：“一个弱小的中国电脑公司努力汲取海外伙伴的智慧，然后，吃掉了他们的午餐。”

柳因此被舆论广泛称颂为中国商界的领袖人物。但他并非盖茨那样的技术天才，他创业时凭的只是“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的简单信念;他也不像韦尔奇那样有一大堆的管理玄学供同业顶礼膜拜，有的只是借助中国传统智慧形成的朴素管理观念;他非李嘉诚那般长袖善舞，联想集团总是“慢半拍”的多元化尝试，鲜有成功个案;在自创品牌方面，他不及施振荣，他留给接班人的，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在市场攻伐的韬略方面，他甚至不及任正非，让联想可以强行突破险滩。正是这样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联想，成了中国自创品牌辛酸的最佳代言和做强做大的最接近样板。

可贵的是，和同时代其他惯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内旗帜性企业家相比，柳愿意把联想的成败得失放在聚光灯下。

更具示范意义的，是联想所展现的中国公司治理的新 文化 。这其实才是联想成功最重要的基石。自创业起，柳就笃信市场和管理的力量。他将个人求实、诚信、稳健的风格融为联想的DNA。 尽管人们仍会用“铁腕”这样的词汇来评价柳的威权，但事实上，在一个制度缺失、“人治”盛行的商业环境中，柳领导的联想董事会已使联想成为中国最透明的现代公司之一，尽管这会给联想带来更多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损失活力，降低效率。

20年后，新联想仍否真能如柳所愿，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公司?这仍是未定之解。但联想过去20年来的探路 经验 ，对于40岁才在一个几乎已中断商业传统的社会中创业的柳传志来说，他已经远远领先于时代。

距离联想集团在北京上地开发区的总部尚远，临近北四环的科学院南路，耸立着几幢灰色、富有金属光泽的方型建筑：融科资讯中心。仅仅几年前，其A座所在的位置上，还伫立着一座较为旧式的白色楼房——这正是当年联想电脑的总部，现在则成为拥有联想集团45%股份的联想控股的所在。

在他最常用的会议室中，悬挂着三幅雕版画：联想创业时借用中科院的传达室、后来多年盘踞的位于中关村的白楼，以及现在的融科资讯中心。就像在硅谷车棚中完成创业的戴维.帕卡德、比尔.休利特和斯蒂夫.乔布斯一样，1984年时，柳和11位同事在传达室这样一个完全与传奇无关的地方缔造了一个“传奇”(Legend)。

上海人柳传志于1966年 毕业 于西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雷达系统专业，“”之前之后，他都在中科院任研究员，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直到1984年初，40岁的柳传志得到了创业的机会。

当时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典型方式有三种：靠批文、靠平价外汇、靠走私。虽然柳传志今天回顾起来也表示他是“做一步 总结 一步”，但从最初他就想做点大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在整个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后，一心遵循市场规矩创业的联想必须创造一种突破传统的 企业文化 。一向尊崇常识的柳传志将其核心归结为两点：求实和诚信。对外，企业间要讲诚信，对内，则要避免“做违心事，说虚话、空话、套话”。

后来写就《联想为什么?》的作者陈惠湘刚进入联想时，恰逢北京展览馆有个产业博览会，任公关部经理的陈每天都回来报喜说签了多少大单子。柳传志感觉数字太大，不太可能，第二天就自己去考察，发现陈所谓签下的单子里，多数只是意向。后来柳在公司大会上严厉批评了陈，对方很奇怪：为什么在其他企业都是好事，到联想就变成不好的事了呢?

正是依靠着此种“反传统智慧”的努力，联想成长迅速。当日后哈佛商学院将联想写入商业案例时，他们认为这端赖于柳为联想塑造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但柳对此并不认同。他喜欢将塑造企业比喻为盖房子：屋顶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围墙是管理能力，地基是体制文化。相比西方成熟的商业环境，一些企业治理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则需要从头树立，这才是联想的最大成就。

和外国公司相比，联想在“房顶上是有差距的，但底下的层面差距不大，甚至比他们做得好”，柳传志认为。早年他给外国公司做销售，有过深切体验，比如在销售中，如果有人利用此机会贪污，联想会十分果断的将对方抓出来。而正是因为柳对企业文化的刻意塑造，至今联想内部没有明显的帮派之分，这也成为此次收购IBM的PC业务后，杨元庆为首的中国团队能够让出管理权的关键。

1997年联想集团整合香港联想时，柳将自己的企业理念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机制体制，另一个是管理理念。后者由“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三要素组成：建班子是基础的基础，其关键是企业内不能分帮结派;定战略必须适合执行，而带队伍则是企业文化的扎实。“不管正确与否，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套理念，没有理念发展就困难了。”

如果说管理理念层面体现了柳传志的韬略，那么联想能够成功改制更多依赖于其领导人处事的圆通——柳自己将其称为“妥协性”。

联想的改制筹划从1980年代末开始，但直到1993年才正式对中科院提出请求，所要求者，并非一步到位的股权，而是分红权，且只要35%。得到许可后，一直到1999年，联想看到政府对中关村企业改制日渐重视，才再度提出希望将分红权变为股权。又直到2年之后，才终于获得购买的机会。十年帷幄，堪称其“拐大弯”思路的最佳体现。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当时提出改制的企业并不止联想一家，中央高层基曾派审计公司到各家企业内仔细查上三个月的账，最终得到改制审批的只剩下联想一家。“这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干净的企业。”

经过国家指定的审计单位的估值，按净资产计，打7折后，35%股权价值3个多亿。购买股权的费用，正是积累7年的分红：分红权没有使用，因为税务的问题未能解决，只能先将利润记下来，恰好够用。

“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很大的忍耐，要看得很透彻。今天虽然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得太好，但是我们走了一步至少是说明这件事是能做好的。”柳传志说。

2001年联想集团拆分之前，联想投资成立，由朱立南执掌。这一家专事风险投资的公司以3500万美金起家，在2003年底增资扩股至1亿美元。其中如卓越网的投资已经收到良好回报。

自2002年年底融科智地和天津顺驰集团合资成立了天津顺驰融科智地有限公司，开发 天津瑞景居住区而获得不错回报，联想控股在地产领域的胃口大开，2003年开始以20亿元

买下200万平方米土地，在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完成了布局。由此前相当低调、加盟联想已有十年的陈国栋负责。

2003年，联想成立投资事业部，并在此后更名为弘毅投资。当年底，联想控股以1亿元价格买下中银香港的价值约7亿港元的不良资产包;2004年中，联想控股又参与到高盛进入中国的投资过程中，参股由国内著名投资银行家方风雷筹建的高华证券。与此前亮相的“联想少帅”背景大为不同，掌管弘毅投资者为空降兵赵令欢。

关于联想控股近年来的多头出击，即使联想内部也不无惊奇。一个笑话是：柳传志将联想原来的食堂改造为“金白领餐厅”，随即以其30%的毛利率成为当时集团内投资收益最高的项目。

这是柳传志的不甘寂寞，还是别有深意?

柳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他创业20年来最大的遗憾，就是培养的人才不够多。而今天身为联想控股总裁，下面几个子公司各有人全权负责，他可以更多的投入于人才的发掘于培养。

而当柳坚定要把联想控股做大后，再往下看，愈发觉得杨元庆所做的高科技领域风险还是颇大，为此柳更坚定了支持杨的想法。

“当需要去冒风险时，我作为股东代表还得有另外一块业务，即更平稳的更传统的业务。”柳传志说。

但在今后一段时间，他仍得频繁向外界解释这两个问题：收购IBM的PC业务是否太过冒险?为何坚定支持杨元庆?

在不少媒体与分析师看来，这两个决定冒了太大的风险。特别是力挺近年内饱受争议的杨元庆，似乎是柳过度执着于其“子弟兵”理念的一个误区。

柳传志认为外界的评论过于随意，他当时的考虑很简单：“我在的时候，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我以为还会一直好下去，没想到杨元庆他们正好赶上IT业往下走，如果我真的做下去也未必有他做得那么好，毕竟精力不如他们了。”

至今少为外界了解的一点是，柳传志面对他人对于杨元庆的强烈质疑，已非首次。两次的区别在于，上一次杨元庆威信更少，联想所遇到的挑战更大，柳所承受的压力也更大：“这次收购是取得更大成绩的问题，当时是活命的问题。而当时我对杨元庆的了解程度还不算高。”

那是在1994年，因之前一年海外品牌的强势攻击，联想未能完成预定目标。为破釜沉舟，此前担任CAD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被火线启用。

年轻气盛的杨很快制定出一系列积极变革 措施 ：精简队伍、专心于分销体系、改善激励机制……但他在无意间触及了联想内部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了PC事业部能够轻装上阵，杨元庆要求对接手的部件重新设计成本结算方式，这种违背联想以往销售法的提议受到公司内部颇多反对，一位副总甚至对柳传志表示：给杨的支持太多，旧规矩被打乱了。

事后柳传志承认，当时他的压力很大：“旧规矩被打乱了，新的没建立起来怎么办?”所幸，在坚定支持杨元庆之后，联想迎来了一个好结果：到2000年时，联想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25%，成为国内市场老大，而康柏、IBM、惠普加在一起的市场份额由21%降至10%。“这对中国的信息化也有很大的好处，要不然PC机价格会高得不得了。”

虽然此前的成就一度为杨元庆带来极高威望，但过去三年中，关于他缺乏战略眼光、未在行业低潮期提升联想竞争力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柳传志从未考虑过更换杨元庆?

“确实没有，”柳直白回答，“好的领导人可遇不可求。”在他看来，杨的诸多进步是难能可贵的：杨始终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上进心强，并具备不错的学习能力。最让柳感慨的是当年尚不懂得与外界妥协的杨元庆已经变的更为圆通：如在新联想是否该设中国和美国双总部的问题上，杨就更多考虑安抚美国员工，而应允在美国设立单一总部。

但仅是认可并不意味着他会放任杨元庆不停试错。一位联想高层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从2003年8月开始，联想对过去所提的“三年计划”进行 反思 ，并对未来三年做出规划。最初的反思还停留于战术层面，但在柳传志的带领下，反思逐渐深入，并提升到战略层面。

战术层面上，柳传志承认，在这几年中联想形成的一个问题是，较之他当政时，专门负责执行工作的企划办能力不够强：“我管的时候手中始终有个比较强的企划办，这个人能力不行我就换人，一直调到够强为止。”

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多元化导致杨元庆精力太过分散，以至于市场环境改变时，杨难以做出最合适的应对。

其时，网络复兴、IT服务前途迷茫、手机产业迅速进入薄利时代，而联想的核心业务PC正遭受着戴尔电脑强烈的进攻。联想的无奈可想而知：在整个市场都在冷笑联想未能在曾斥以巨资的互联网上坚持到赢利之日时，联想所欠缺者并非坚持能力，而是精力有限——如果当时还将赌注押于网络之上，联想在PC市场的溃败可能更为严重。

即使对于见惯世面的柳传志，这仍是一个不小的教益：事业部制直接显现了联想在执行层面的力量不足，如果采用权力更为分散的子公司制，又因各部门人员能力不足，可能进一步失控。“韦尔奇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他怎么能在事业部制度下实现那么大规模的多元化呢?”柳传志的困惑至今未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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