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郭潜深？

郭潜的中统经历

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中统特务们据此认为南委已有准备，再破坏已不大可能。郭潜却说，抓紧去还有可能。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于1942年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特务们还派郭潜去诱降廖承志，郭潜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刚一开口，廖承志就愤怒斥责：“叛徒，可耻，你不配跟我谈，滚！滚！滚！”郭潜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郭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徐恩曾给郭潜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非常卖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实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的东西，但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中共没有理睬，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非常委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改变方法，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等主持的所谓‘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与其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叛变人员中挑选一人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郭潜还是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为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一生坐牢七次半！最特殊的一次，戴镣铐长征

苦难的尽头，

是信仰。

1933年3月28日下午，一位身穿旧西装、短发，八字眉的年青人刚刚走进上海法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一群密探突然从暗处冲出来，年轻人猝不及防，旋即被按倒在地。

这位被捕的年轻人，就是本文要讲述的主人公廖承志。

廖承志被押到法租界老闸捕房后，租界密探手持从他身上搜出的印有”上海反帝大同盟“字样的传单，要他老实交代身份。

廖承志避重就轻，镇定自若地说，我是民国元勋廖仲恺之子，其他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抓错人了。

听到”廖仲恺之子“这个说法，密探并不感到惊讶。廖承志捕捉到这个细节后，心中立即下了一个结论，看来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

密探见廖承志不肯交代要害问题，开始逼问，你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究竟要干什么？

廖承志说，我到那里找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打算运往东北，慰劳艰辛抗战的将士们。

密探听了，阴险地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在你之前，有两名”共党分子“已经在五福弄落网，他们已经招供，五福弄9号是你们的联络据点，你是来开会的。

廖承志知道密探口中所说的那两个人是谁，难道他们真的叛变了？为了探听虚实，逼出叛徒，廖承志说，既然你们说我是”共党分子“，到五福弄9号是为了开会，那就请”诬蔑“我的人出来，我愿意现场对质。

密探不知其中有诈，随即将叛徒推到了廖承志面前。

廖承志一看到叛徒的模样，心中顿时安稳了下来。租界密探原来在诈他，与他密切联络的两名同志根本没有叛变，眼前的这个叛徒叫王其良，他们仅仅是认识，对方并不了解他，也不可能掌握他是共产党的有力证据。

这就好周旋了。

廖承志一口咬定，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说的尽属莫须有之词。

叛徒听了，丧心病狂地说，这个人叫廖承志，是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书记，另两个在五福弄9号被捕的，一个叫罗登贤，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一个叫余文化，是红军军长张国焘的叔叔，他们统统是”共党分子“，掌握不少秘密，绝对不能放过。

叛徒说完，阴暗处突然走出来两个人。凭借斗争经验，廖承志断定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特务，看来这次被捕，是国民党特务在暗中驱动的。

这让廖承志意识到了危险。

他知道，一旦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提走，投进南京的监狱，接下来很可能遭到秘密处决。

怎样才能脱离险境呢？

此时的廖志承虽然只有25岁，但狱中的斗争经验却十分丰富。18岁在日本留学时，他曾因为参加反日大同盟两次被捕；21岁时，因为在海外领导中国海员罢工，他又在德国、荷兰两次被捕，并在德国汉堡的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之久。这一回，他刚从苏联转道回国来到上海，不料因为叛徒出卖告密，竟又一次遭到了逮捕。

因为早早地接受过残酷斗争的洗礼，当危险步步紧逼时，廖承志显得很机智。当时，他清楚地知道一点，唯有将自己突遭逮捕的消息传递给母亲何香凝，才能够运用母亲的巨大 社会 影响来营救自己和那两个战友。

可问题是，自从回到上海，为了母亲何香凝的安全，已是共产党员的廖承志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现在国民党一定会封锁他被捕的消息，他的母亲怎样才能得到消息，实施营救呢？

关键时刻，廖承志抓住敌人急于立功的心理，巧妙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他假意妥协，向敌探”坦白“说，我还是全说了吧。我知道有个伙计是共产党，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抓。

敌探以为廖承志想通了，要叛变，当晚便押着他去辣斐德路光裕坊去抓共产党。

敌探不知道，廖承志要去的光裕坊8号楼里，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处。

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屋，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曾与母亲有约定，在外人面前，母子以姑侄相称。

敌探见光裕坊只有一名妇人，厉声质问，共产党在哪里？

廖承志答非所问地说，路过姑母的住处，我要进来看看。

何香凝见儿子与敌探周旋，很不客气地对敌探说，你们为什么胡乱抓人！

说着，有一对父女走了进来，并且站到了何香凝身边。这一对父女是何香凝的近邻，住在光裕坊7号，父亲经亨颐是沪上名流，女儿经普椿后来成了廖承志的夫人。

敌探意识到被廖承志戏耍后，虽恼羞成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绝密消息外泄出去。

第二天，“廖仲恺子承志被捕”的消息一经刊出，上海舆论一片哗然。

借助舆论的力量，1933年3月29日凌晨，何香凝致电蒋介石：

就在何香凝连番发起舆论战的同时，宋庆龄、杨杏佛、柳亚子等重量级人物纷纷加入营救阵营。

宋庆龄、杨杏佛、柳亚子一致认为，营救承志，当务之急，需要聘请一位大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

何香凝问，哪位大律师可以信赖？

杨杏佛说，吴凯声大律师。

3月21日下午2时整，位于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宣布开庭，吴凯声大律师先打悲情牌，在法庭上，他言辞恳切地说：廖公子为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异常，致旧疾复发，昨已昏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使其后嗣遭此牵累，能不忍心？

而后，吴凯声抓住叛徒王其良的软肋，当场驳斥此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竟诬告廖公子。王其良空口无凭，焉可作证？只有拿出十足的证据，才令人信服。如今，王其良一人作证，又无实据，绝不可信。

下午5时，因无实证当庭定罪，庭长宣布休庭，随后将廖承志移交给市公安局。

吴凯声生怕国民党趁机将廖承志秘密押往南京，庭审结束之后，他指挥司机开车紧跟押送廖承志的红色轿车。确信廖承志被押入“市公安局”后，吴凯声具体力争，直接闯入了“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

见到文姓局长，吴凯声颇为强势地说，昨日何委员已对吴铁城市长表态，要么放了廖公子，要么将她一起抓起来。据我所知，南京方面已给吴铁城市长发出“放人”的指示。现在，我请文局长给吴铁城市长打电话，确认此事。

迫于压力，文姓局长只好给吴铁城打电话。

吴铁城躲不过，只好最终表态，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但罗登贤、余文化仍旧看押。

吴凯声当场表示，由我和柳亚子先生“责付”。

所谓“责付”，即由担保人负责，保证在被告保释之后随叫随到。如果被告逃跑，担保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至此，廖承志终于被营救出来。

在廖承志的革命生涯中，1933年这次被捕是他第五次坐牢。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在狱中，他曾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有狱中题诗作证：

冷风扫叶烟漠漠，枯骨荒坟观魂魄；

铁窗飒飒雪风侵，笑望金陵帝星落。

少年颈骨自铿锵，沐浴三番待环索；

英魂直上九重天，邀得同袍醇醪酌；

九巡玉盏将尽时，方捉民贼付炮烙。

出狱之后，为避免卧病在床的母亲再度忧虑，廖承志在病床前守护了母亲几个月。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悲痛的消息却接踵而来，先是与自已同日被捕的罗登贤、余文化以及此前被捕的陈赓被押去了南京，生死不明；接着曾积极营救自己的杨杏佛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而后罗登贤英勇不屈又牺牲在了南京雨花台······

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33年的廖承志践行了鲁迅的这句名言。

这一年的八月，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母亲，踏上了一条充满苦难的光荣之路。

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写给母亲何香凝的，一封是写给柳亚子的，一封是写给未婚妻经普椿的。

写给柳亚子的那封信，饱含深沉朴素的革命 情感 ，尤为感人——

然而，廖承志没有想到，抱定“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不顾千难万险，长途跋涉到红色根据地后，迎接他的不是同志的握手，而是满地的荆棘和沉重的教唆。

由于坚决反对当时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实行“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2月，廖承志被张国焘逮捕，并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国民党特务”。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里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被张国焘杀害了，廖承志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让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廖承志具有不俗的绘画才能。当时红军中能写会画的美术人才极少，张国焘开大会挂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画像，张贴各类政治宣传画，在根据地印制钞票，都离不开廖承志。

长征开始后，廖承志作为”犯人“被押解在行进的队伍中。每当需要画像、写标语、画宣传画的时候，他才会被叫出来。画完写完后，又会被关起来。

廖承志虽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但深处苦难冤屈之中，他丝毫没有哀怨，意志更不消沉。有老同志回忆说，在长征途中，廖承志大部分时间很沉默，但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力量，他总是全情投入地工作，又是写又是画又是刻，那时候我们总觉得他的眼中有光明，是一个平静中毫不怕死的人。

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不愿做懦夫，不愿做可怜人。即便是饿得快不行了，他也不愿去央求。为了一口吃的，他会认真地给人家画一张画，然后去换。

1935年，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戴枷行万里》——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夥，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黄河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一次下部队的途中，偶然看到了被押着的廖承志。

意识到廖承志的处境后，周恩来没有过多的反应，只是走过去紧紧地握了一下手，然后就走掉了。

这次握手，是一种无声的关怀，更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斗争艺术。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人将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问：“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没有？”

廖承志回答：“认识了。”

周恩来又厉声地问：“改不改？”

廖承志回答：“改！”

这时，周恩来大声地说：“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

据说，那时候张国焘已决定当晚处决廖承志，但周恩来当众的一席话，顺势没收了他手里的屠刀。

被周恩来救下后，廖承志先被安排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广播工作，而后在1937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国统区工作。

上海沦陷后，廖承志奉命撤离上海到香港组织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新四军、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资。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奉命转移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作为南方隐秘战线上的一名重要领导同志，那一时期，廖承志始终活动在危险的边缘。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部长郭潜，在广东韶关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随后叛变。

郭潜叛变时，地下党通过特殊渠道迅速报告了周恩来。考虑到廖承志的安全，周恩来急电南方工作委员会，速告人在乐昌的廖承志马上返回重庆或者到其母亲何香凝处，遗憾的是，紧急时刻，南委未能与廖承志取得联系。

就在这时，叛徒郭潜为中统特务制订了一个诱捕廖承志的计划：由郭潜本人给廖承志写一张纸条，谎称南方工作委员会已经决定，由廖承志到桂林紧急疏散文化界进步人士，并立即出发。

郭潜判断，廖承志接到纸条后，必然出门，待他到达乐昌火车站时，即可实施秘密逮捕行动。

为了诱骗廖承志及时上钩，中统特批了一万元经费，谎称这是南方工作委员会提供给廖承志前往桂林的路费。

1942年5月底，中统特务伪装成信使，敲开了廖承志在乐昌秘密住处的房门。廖承志不知郭潜叛变，未能识破特务的阴谋，随即被捕。

这是廖承志一生中第七次被捕，也是坐牢最久、处境最凶险的一次。

这次被捕之后，廖承志先被秘密关押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后被转到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和黄家花园。

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开始的一段时间，特务头子慑于廖承志父母的地位和威望，对廖承志还算“客气”。为了邀功请赏，他们千方百计地诱劝廖承志“转变”，生活上也给予了不少“特殊”照顾。

此时的廖承志，狱中斗争的艺术十分高明。

为了拆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他画了一幅又一幅的辛辣漫画，例如《黄鼠狼向鸡请安》、《枯树、饿鹰、恶狗》等等。看到这些漫画，集中营里的特务是怒无法怒，打不便打，久而久之，再看廖承志的漫画，有些特务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来，甚至发生了特务头子向廖承志求画的情况。

这是廖承志独具特色的攻心战。

除了向国民党特务攻心，在集中营，廖承志还为自己创作了一个漫画形象，并创作了多幅与敌、与苦难斗争，其乐无穷的漫画。

廖承志有个小名叫“肥仔”，他的母亲何香凝，他的叔母宋庆龄都喜欢这样称呼他。在廖承志创作的“狱中肥仔”中，有的是蚊子在疯狂地围攻“肥仔”，有的是“肥仔”瞪大眼睛从牢饭中捡石头、蟑螂，有的是“肥仔”在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有的是“肥仔”在马桶边放声高歌······

每天见到这样一个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共产党，1942年9月的一天，负责给廖承志送饭的集中营看守姚宝珊被彻底地感染了，进来送饭时，他悄悄地告诉廖承志，他很想去延安，愿意帮他捎书信给亲人。

对廖承志而言，争取到这样一位信使，意义重大。

很快，周恩来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

从廖承志的这封短信看，在他的内心里，已经做好了时刻牺牲的准备。

从他随后的处境看，凶险的确一步步向他逼来。1944年冬天，由于秘密关押的消息已经走漏出去，蒋介石下令，将廖承志专机押解到重庆，关押在歌乐山渣滓洞，由军统严厉监视。

那年月，一旦被关进渣滓洞，有几人能活着出来？

对廖承志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945年9月，在毛泽东即将来到重庆的前夜，蒋介石为了争取有利局面，忽然想到了廖承志。于是，廖承志三年以来第一次穿上新衣，被带进了蒋介石官邸。

见到廖承志，蒋介石说，你的母亲还在外面等着你，你这个样子对得起先父吗？我是欣赏你的，只要改过自新，你可以留在我的身边······

廖承志立刻明白了，他当即打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言下之意，休要再言，要杀要剐，尽管来。

1946年1月22日下午，几个军统特务命令廖承志起身收拾东西，廖承志以为特务要送自己上路了。

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廖承志大步向牢门外走去。

让廖承志没想到的是，随后 汽车 竟开到了一栋大楼前，接着他就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

正疑惑着，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周恩来几步抢上前来，哽咽地叫一声”小廖“，然后将廖承志紧紧拥抱在了怀里。

四年的牢狱生涯，廖承志一滴眼泪没有流过，这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抱着周恩来失声痛哭。

之后与周恩来坐下交谈，廖承志这才知道，四年前就在他被秘密逮捕的那一天，周恩来曾亲自派乔冠华赶往韶关，通知他转移，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但党始终没有忘记他，中共七大上，他以最高票当选为33名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重庆谈判后，周恩来将廖承志、叶挺等人列为国民党必须释放的首批名单，蒋介石迫于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没敢出尔反尔。

跟随周恩来回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重庆中山路263号后，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拍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廖承志拥着邓大姐，手拿着自制竹烟斗，爽朗开心地笑着；另一张则是廖承志长发、小胡子的”囚犯“形象，这是他过去四年牢狱生涯的见证。

4月8日，中央决定让廖承志与刚获释的叶挺、王若飞等人一道乘机返回延安。临行前，廖承志因有事留了下来。当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后，廖承志并不为自己感到庆幸，他在祭文中写道：

”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只留下了他们的话——他们说过的话，未曾说完的话，这些话依然留在我的心中，直到永远······“

1949年之后，廖承志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以及侨胞工作，外国友人亲切地昵称他为”奇妙的廖“。

在特殊的年代，廖承志曾遭关押两年八个月，这便是他口中的那”半次“坐牢。在这两年八个月中，属于他的只有一套毛泽东全集和一套鲁迅全集。

颇让人感慨的是，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他竟凭借记忆，在鲁迅文章扉页的空白处，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回忆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感慨之作。

邓小平对廖承志也是钦佩的，他曾经说过，这是我们党的”坐牢专家“。

一个苦难打不倒，有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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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出名的叛徒？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叛徒？

历史上总有很多的英雄会流传下来为大家歌颂，当然也有很多的叛徒臭名昭著，历史上细数下来的叛徒其实不比英雄少，下面看看几个历史上著名的叛徒：

1、安禄山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安禄山，就算不知道安禄山也应该知道安史之乱，这是安禄山带领军队进行叛乱，剿灭唐朝的一场战乱，可以说安禄山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唐玄宗对安禄山特别好，但是最终安禄山还是选择了要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选择叛乱。

2、汪精卫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叛徒了，汪精卫，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叛徒，还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对革命抱有热情的一个小伙子，出身于一个祖籍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但是在被捕后，曾经的热血青年开始逐步丧失原先对于革命的热情，而他的血也开始从热血变成冷血，直到最后其血已经不再是赤色，而是污浊的黑色。

汪精卫应该属于性格比较软弱的类型，也就在经历了被捕这一挫折，就再也无法站起来了，再后来一系列的妥协，汪精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惧已经压倒了他内心可能存在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由于他性格的懦弱以及其他原因，最终汪精卫也成为了一个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也是挺令人唾弃的。

3、袁世凯

袁世凯应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叛徒了，他也是属于卖国求荣的人，他先出卖对自己信任的光绪帝，然后不但没有报答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庆亲王，为了自己能当上大总统逼迫溥仪退位，最后弄出了一场复辟称帝的闹剧。

有很多的叛徒只是背叛某些人，但是最不能忍的就是背叛国家的叛徒，因为他背叛的是整个民族所有的百姓。

对于郭潜和郭潜深的总结分享本篇到此就结束了，不知你从中学到你需要的知识点没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记得收藏关注本站后续更新。